朴室长坐下了。他注意到桌上並排放著两份文件——kdb的谈判报告和fsc的內部风险评估。
“委员长。“
全光宇看著他,沉默了两秒。
“远星资本的那封公开信,你的团队做过分析吗?“
“做过。“
朴室长说,
“信中提到的主要风险指標——商业地產估值、第三级资產占比、短期融资依赖度——我们逐条和雷曼的公开財务数据做了对照。结论是:信中的描述和雷曼的实际数据高度吻合。“
“这份对照分析能不能整理成一份正式的內部备忘录?“
朴室长想了一下。“格式上需要符合什么要求?“
“fsc內部参考级別。不盖公章。不编入正式档案。“
朴室长理解了。
不盖公章意味著这不是fsc的“官方立场“。不编入正式档案意味著这份文件在法律上“不存在“。
它不能被国会调阅,不能被媒体通过信息公开请求获取,不能被青瓦台在任何场合引用为“fsc的意见“。
它只是一份“內部参考“。
但它可以被放在某些人的桌上。比如kdb董事会成员的桌上。比如某些关心这笔交易的国会议员的桌上。
通过非正式的渠道。
全光宇没有说出这些。朴室长在fsc工作了十二年,他知道“內部参考“意味著什么。
“三天之內。“全光宇说。
“明白。“
朴室长站起来准备离开。
“朴室长。“
“是。“
“备忘录的核心论点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分析框架。“
全光宇说,“用远星那封信的框架。逐条引用,逐条对照雷曼的数据。“
朴室长停了一下。
他明白了全光宇的意图。
如果备忘录用的是fsc自己的分析框架,它的结论就代表fsc的判断。
哪怕不盖公章,哪怕不编入档案,但它的措辞、它的逻辑结构、它的引用体系,都会被辨认为“fsc出品“。
如果青瓦台追查,全光宇就得承担“以fsc的专业判断阻挠国家战略“的政治风险。
但如果备忘录的核心框架是引用远星资本的公开信——一份已经在全球媒体上广泛传播的、来自美国市场参与者的独立分析——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
fsc只是在做一件极其合理的、无可指摘的工作: